2026年9月10日

科技

雷軍或許已從“神壇”跌落,但新一波“雷軍化”的企業家仍在追隨他的打法。

“不要和雷軍比營銷,能把小米手機賣到幾百億規模,絕對不是一般人。”劉強東多年前的這句話,既是讚歎,也是提醒。他看清了雷軍將個人影響力轉化為真實銷量的能力,同時也悄然劃出了一條邊界:營銷可以放大價值,但...

“不要和雷軍比營銷,能把小米手機賣到幾百億規模,絕對不是一般人。”
劉強東多年前的這句話,既是讚歎,也是提醒。他看清了雷軍將個人影響力轉化為真實銷量的能力,同時也悄然劃出了一條邊界:營銷可以放大價值,但無法替代價值本身。

然而,商業世界往往會把最清醒的旁觀者,拖入最深的局中。

當劉強東聯合整車廠與電池廠商,推出所謂的“國民好車”,以雷軍式的高調錶達與親民標籤強勢入場時,卻正面踩進了那片他自己曾提醒過的雷區。

宣傳配置與實際交付不符、電池租賃方案暗藏不易察覺的限制條款、跨地區購車因發票問題無法申領補貼……“國民好車”在交付伊始便遭遇退訂潮,一次跨界造車的高調亮相,很快演變為交付危機。

類似的劇本,其實早已在雷軍自己的主場悄然展開。

通過精心打造的人設與情緒動員,雷軍曾創造出令人驚歎的銷量曲線;但如今,正是這套邏輯,開始反噬他的公信力。

小米 SU7 Ultra 因“碳纖維雙風道前艙蓋”的宣傳說法遭到車主質疑;接連發生的安全事故——即便部分與駕駛員因素有關——依然顯著加劇了公眾對車輛安全性的焦慮。那個曾經幾乎無懈可擊的公眾形象,開始出現肉眼可見的裂痕。

而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幕在於:即便標杆人物開始失色,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卻仍在加速模仿他的路徑。

第一部分

“完美人設”開始鬆動

雷軍不再是安全答案

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,雷軍幾乎是中國“創始人品牌”打法的標準答案。

“縣城學霸”“務實創業者”“拼命三郎式 CEO”多重標籤疊加,構成了一套現實版的英雄敘事。通過高頻、日常化的分享與自嘲式互動,他打破了傳統企業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形象,贏得了米粉群體深度的情感認同,並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商業動能。

這種紅利極為直觀。

雷軍本人,成為小米最直接的流量入口。每一次公開露面、每一場釋出會,都能撬動輿論場。就連“雷布斯”這一稱呼,也從最初的玩笑,演變為褒義標籤,持續拉昇關注度與銷量。

但由流量堆砌的光環,終究要直面現實的考驗。

SU7 接連發生的事故,成為這套“完美人設”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壓力測試。3 月 29 日夜,安徽銅陵一輛小米 SU7 在高速行駛中發生碰撞並起火,造成多人遇難的悲劇,迅速引發全國關注。當輿論焦點集中在車輛安全問題上時,雷軍於 4 月 1 日發文表示,小米不會迴避責任,將持續配合警方調查,並盡最大努力回應家屬和社會關切。

但此後一個多月,他的個人賬號卻保持沉默。

直到 5 月 10 日,雷軍再次發聲,稱“過去一個多月是我創辦小米以來最艱難的一段時間”。然而,公眾真正期待的是對車輛安全問題的正面回應,而這次遲來的發聲卻迴避了核心議題,自然引發更大範圍的質疑與批評。

爭議尚未平息,新一輪衝擊隨之而來。

小米汽車被指“貨不對板”,部分車主選擇通過法律途徑維權。5 月,有使用者指出,花費 4.2 萬元選裝的 SU7 Ultra 碳纖維挖孔機蓋,其所謂“ 雙風道散熱 ”功能,並未如早期宣傳所稱“直接引導氣流至輪轂幫助散熱”。相關表述隨後被修改。

10 月 13 日,成都再度發生一起 SU7 事故:車輛追尾計程車後衝過綠化帶並起火。警方調查認定系酒駕導致,但“電控系統失效導致車門無法開啟”的討論,仍在網路上持續發酵,進一步放大了公眾的不安情緒。

三天後,在世界智慧網聯汽車大會上,雷軍並未就上述爭議作出解釋,而是呼籲“共同抵制網路水軍與黑公關”。這一表態被廣泛解讀為迴避問題,直接點燃輿論情緒。小米汽車直播間被負面評論刷屏,雷軍的社交賬號短期內出現明顯掉粉。

這恰恰揭示了創始人 IP 模式的本質:它是一根高槓杆的情緒工具。

順境時,影響力被成倍放大;逆境中,反噬同樣呈指數級增長。一旦涉及安全、宣傳真實性等硬問題,原本圍繞產品展開的討論,極易升級為對創始人個人的道德審判。

更關鍵的是,這種信任衝擊會外溢。

當小米手機產品線被曝跳過“16”,直接命名為“17”時,外界並未將其視為單純的技術迭代,而更多解讀為對標蘋果、追逐營銷節奏的倉促決策。這種觀感,反映出市場對小米在高壓汽車業務之下,核心消費電子戰略定力的疑慮。

與此同時,部分激進粉絲對一切批評的非理性反擊,也進一步激化了公眾的逆反心理。本可停留在產品層面的討論,被推向情緒化對立,加速消耗雷軍的個人聲譽。

問題的根源,並不僅是公關失誤,而是更深層的商業邏輯錯配。

消費電子依賴快速迭代與營銷驅動,而汽車製造是一個對安全、技術積累和交付紀律高度敏感的產業。將網際網路時代的打法直接移植到安全容錯率極低的汽車工業,並非升級,而更像一次正面碰撞。

諷刺的是,這樣的“前車之鑑”,並未阻止後來者。

京東的劉強東、追覓科技的俞浩,正是典型的跨界入局者,仍在“摸著雷軍過河”。即便反噬風險已經顯現,短期聚攏注意力的誘惑,依然難以抵擋。

第二部分

“雷軍化”仍在繼續

流量捷徑與產業深水區的張力

企業家們對“雷軍路徑”的集體模仿,並非盲目崇拜,而是基於一套已被驗證的現實邏輯。

在注意力極度稀缺的時代,創始人 IP 成為效率最高的流量入口,也是最快的信任轉化器。

小米汽車首年亮眼的交付成績,為後來者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樣本:通過人格化敘事,可以繞過傳統品牌建設的漫長週期,加速商業變現。

劉強東的轉變尤為典型。

這位曾明確表示“不和雷軍比營銷”的企業家,在進入汽車敘事後,卻展現出明顯的“雷軍化”風格:穿外賣騎手工服體驗配送、身著帶二維碼的聯名 T 恤製造話題、用“1 元起拍”的戲劇化定價製造社交爆點。

在京東雙 11 開放日上,“國民好車”的釋出將市場期待拉至高位,4.99 萬元的傳聞起售價,進一步坐實親民定位。

僅 8 天后,尚未正式釋出的車型被推上拍賣平臺,以 1 元起拍,最終拍出 7819 萬元的高價,遠超多數頂級超跑。

儘管外界質疑其真實性,但從流量角度看,目的已然達成。隨後的一系列贈車與激勵措施,持續延長話題生命週期。

這是一套成熟公式:創始人符號 + 戲劇化價格衝突 = 強行撕開注意力入口。

它高效,但極其危險。

聲量越大,期待越高;價格越低,質疑越深。當極致價效比被提前承諾,使用者的容忍度便被無形壓低,任何細小落差,都可能引爆信任危機。

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角色錯位。

在許多合作中,京東更多是流量與銷售整合者,而製造與交付掌控在合作方手中。這種輕資產模式雖降低投入,卻讓品牌在輿論層面承擔了最大風險。

追覓的案例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趨勢。

作為前小米生態鏈成員,追覓不僅學習了供應鏈與產品定義,更近距離觀察了雷軍如何用個人敘事為品牌注入靈魂。分手之後,俞浩全面走向臺前,將自己塑造成品牌核心符號。

在造車敘事上,他從學習雷軍,升級為直接對標。
對標布加迪、對標勞斯萊斯、規劃多車型平臺、命名方式“學習小米”——野心極大。

但汽車不是掃地機器人。

這是一個系統工業,對安全、認證、供應鏈與量產能力有著極高門檻。消費電子領域驗證過的成功方法,並不會自動適用於汽車。

第三部分

與其造神,不如做事

商業本質的理性迴歸

小米早期的成功,本質是供給側創新,用真實價值打破既有定價體系。雷軍的人格魅力,是結果,而非前提。

但當營銷開始製造期待、創始人 IP 成為引擎,邏輯便發生倒置。

無論是雷軍,還是他的模仿者,都在面對同一個問題:當人格敘事承載了超出產業能力的承諾,反噬只是時間問題。

汽車終究是一門苦生意。

沒有對研發、供應鏈、品控、安全的長期投入,再精彩的故事,也必須接受現實的檢驗。

真正值得學習的,也許不是“雷軍打法”,而是這場正在發生的警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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