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連娛樂圈，最後也在追逐“編制/鐵飯碗”。

眼下的中國內娛裡，無論是籍籍無名的演員，還是一線大咖，出現“檔期空窗”、處於待業狀態都不算稀奇。行程一旦放緩，有的明星會轉型做旅行博主、健身博主，有的去直播帶貨，或乾脆發展各種副業。正因如此，有一類人反而顯得格外“突出”——那些與頭部長影片平臺關係緊密的演員，似乎總能實現無縫進組，幾乎不怎麼停下來。

於是，就像許多年輕職場人渴望一份穩定的“編制”工作一樣，內娛的“散戶型”藝人也在爭先恐後地擠進平臺體系、力求“上岸”。最顯眼的當然是平臺力捧的“待爆”新人，以及上升期的一線花生；但這股潮流也覆蓋了大量你在熒幕上總能認出來的配角——既有資深老戲骨，也有中生代常客，還有那些總在你眼前晃悠、很少真正“消失”的新面孔。

這種變化，與過去平臺“立太子”“立太女”、只押注少數“親兒女”的傳統玩法並不相同。如今的平臺更像是在搭建一套更系統化的機制：建立一個穩定、可控的演員儲備池。目標是形成足夠深的“人才板凳”——從主演到配角，覆蓋不同年齡與風格型別，讓選角更可預測、成本更可管理。人們常說 TVB “不復當年”，但仍有太多人嚮往它所代表的那種安全感與造星流水線。

共享藝人庫：合作新時代的訊號

最近甚至傳出，四大長影片平臺可能簽訂協議，共享同一個藝人庫——也就是說，簽在一個平臺旗下的藝人，也能跨平臺拍戲。最常被舉例的是《何不同舟渡》，據說專案平臺從騰訊影片轉到芒果 TV。女二被稱為芒果簽約藝人趙昭儀；男主檀健次與耀客傳媒相關（背後有騰訊系資本）；女主盧昱曉則由據稱有愛奇藝投資背景的經紀公司代理。

對經歷過早期長影片“燒錢大戰”的人而言，這種可能出現的“合流”非常耐人尋味。某種意義上，短影片的外部競爭反而成了長影片平臺之間“維持關係”的黏合劑。如果長影片平臺真的能協同一致，不僅能緩解觀眾對“平臺自家人”反覆排列組合帶來的審美疲勞，也能通過規模效應、議價能力和更標準化的選角機制，形成利益共同體，進一步壓縮演員片酬、提升降本增效空間。

畢竟，演員片酬的膨脹，本就是網際網路資本高速湧入影視圈後，被快速抬高並推漲的結果。如今，長影片似乎正在恢復一種更接近它曾經“打敗”的傳統電視體系的模式：讓演員與主創在平臺結構下“按部就班地上班”，讓一切更便宜、更穩定、更可控。

而當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——高片酬——被成本紀律擠壓之後，“平臺收編”就變成了另一種比拼：不只是錢的問題，而是各個平臺能提供怎樣獨特的激勵與生態資源。

平臺如何“收編”演員：各有打法，各有優勢

過去一年裡，動作最顯眼的，來自優酷。

在其母公司阿里影業對娛樂板塊進行重塑與品牌升級後，“虎鯨”體系的存在感明顯增強。優酷推出了多個面向人才儲備的專案：既有針對導演、編劇的計劃，也有最受關注、被外界稱為 TVB 式“訓練營”的演員培養專案（常被叫作“虎鯨超越班”）。最近，黃曦彥還出現在該體系的畢業匯演中。

要讓演員抵擋外部市場的誘惑，接受更像“公司員工”的節奏，優酷的核心賣點是“全領域”發展。在阿里大文娛體系裡，演出市場一直是重要的盈利引擎。自大麥娛樂（原阿里體系內的大麥）在更名後釋出相關業績資訊以來，其表現也進一步凸顯了演出與巡演的商業潛力。

這一趨勢在現實中也非常明顯：越來越多影視演員開始登上舞臺演話劇。對檔期空窗的一線演員來說，話劇是進修表演、積累口碑的方式；對大量處於待業狀態的非頭部演員而言，話劇則是實實在在的收入來源。

在優酷的體系裡，人才流動是雙向的：影視圈把演員輸送到話劇圈的同時，話劇圈也在反向向影視輸送。比如《反人類暴行》中演技受到認可的女二韓靜，就是資深話劇演員。

這些是明面上的變化。另一面是，外界普遍認為優酷已與多位年輕的一線小花、小生建立合作關係。比如，趙露思的新公司“熠而叄思”，據稱其重要股東千茫文化與“虎鯨”體系存在股權與合資關係。網傳劉浩存、宋威龍等也與優酷簽了分約或合作協議。

對騰訊影片而言，最強的“收編工具”則是商務回饋。

騰訊影片的年終盛典叫“星光大賞”並非偶然。在騰訊體系裡，“星光”確實更具可見度：與騰訊影片合作緊密的藝人，往往能獲得更強的品牌資源迴流。被稱為“鵝太子”“鵝公主”的周翊然、孟子義，經常與嬌蘭、寶格麗等高階品牌合作。一些品牌合作關係甚至被戲稱為“祖傳資源”，因為它們從早期選秀合作延續到平臺生態之中。

孟子義的代言數量常被認為在 95 後女演員中處於前列；而她的常見搭檔、同樣出演了多部騰訊影片男主劇的李昀銳，在 95 後男演員的商業代言層面也被視作第一梯隊。

愛奇藝同樣具備一定的商務優勢。像盧昱曉，以及多次與愛奇藝合作女主戲的李蘭迪，近期商務資源都被認為在上升。

但愛奇藝更突出的差異化優勢，可能在於“型別空間”：平臺更能讓演員嘗試更廣泛的題材與更豐富的角色，不至於長期困在古偶、現偶的迴圈裡。愛奇藝的懸疑劇、年代劇等型別一直很有吸引力。被視作愛奇藝“重點人選”的曾舜晞、陳哲遠都曾出演懸疑題材，丞磊則嘗試了民國題材。

芒果 TV 的核心優勢，自然在綜藝資源。

簽約藝人可以在熱門綜藝 IP 中積累人氣，比如趙昭儀就是通過《花兒與少年5》開啟知名度。與此同時，芒果 TV 的自制劇能力常被認為略遜於愛優騰三家，平臺競爭也相對沒那麼激烈，這反而讓它更容易與三大平臺建立“拼播”合作關係；而拼播劇也能成為芒果輸送自家藝人的渠道。

隨著四大平臺藝人合作的傳聞升溫，趙昭儀據稱不僅能出演拼播劇，還能在優酷獨播劇《十萬狂花入夢來》和愛奇藝獨播劇《雲歸喜事》中拿到女二位置。這也提示我們，“平臺邊界”正在變得更靈活——不只是傳聞層面，而是在實際操作中逐漸成形。

劇集大廠也在抱團：資源互換加速

當長影片平臺從“跑馬圈地”走向“共贏合作”的人才經濟時，頭部劇集製作公司也沒有閒著。

甚至一些曾長期強調“不做藝人業務”的公司也開始轉向。正午陽光成立了經紀公司（得藝閒果），據稱背後與公司內部股東結構有關。其簽約藝人沈佳鈺已出演正午專案《諜報上不封頂》《櫻桃琥珀》等。

與此同時，沈佳鈺也與兆森娛樂有關聯，而兆森與得藝存在合作關係。與此同時，檸萌影視等公司也出現在更復雜的合作網路中，包括與肖戰相關的專案合作。正午與檸萌之間的合作密度，被認為是當下少見的“親密關係”之一。

如果這些仍有一定選角自主權、還能推進版權劇開發的頭部製作公司，能夠形成一套區別於平臺系藝人的選角圈層，確實可能帶來更耳目一新的組合與更難預測的陣容。

另一組常被討論的合作關係，是華策影視與壹心娛樂。近來，多部華策專案據稱大量從壹心藝人中挑選演員。例如歷史題材《太平年》的主演白宇、周雨彤、朱亞文都與壹心有關；後續專案也被傳出類似趨勢。

華策之所以更依賴與經紀公司的合作，可能與自身藝人儲備偏薄有關。在部分藝人離開後，公司也在加速培養新人，比如讓吳倩參與新星培養計劃並擔任導師。

同樣面臨藝人儲備壓力的，還有歡瑞世紀。其頭部藝人成毅曾傳出合約相關變動傳聞；若出現核心藝人流失，大廠仍需要“能賣價”的主演來穩住專案盤面，這會迫使它們走向同一條路：與藝人儲備更充足的頭部經紀公司合作。

在這種模式下，經紀公司以更優惠的藝人價格換取大廠劇集資源；大廠在成本上獲益的同時，也能帶新人上桌。頭部經紀公司與製作大廠抱團，製作大廠之間彼此抱團，逐漸形成一種區別於平臺系藝人的“組盤風格”。

“編制外”的擠壓：夾縫越來越窄

對那些既不在平臺體系、也不在大廠體系內的“編外”藝人而言，處境正變得越來越尷尬。

真正能推動平臺立項、抬高專案售價的頭部藝人當然不愁關注，但大體量專案減少，也意味著他們可選的空間在縮小。如果他們不願“向下相容”，堅持寧缺毋濫，就只能接受更長的空窗期。

2025 年，網上甚至出現過“超過 100 天未進組藝人”的非正式統計，名單據稱包括王一博、劉亦菲這類常見“空窗”名字，也包括肖戰、張若昀、李現、龔俊、吳磊等；女藝人方面則常提到金晨、李沁，以及不少 85 花。

這也是 2025 年長影片年終晚會被吐槽“缺少星光”的原因之一：少了 85 花爭奇鬥豔，也少了 90 生提供流量擔當。

曾在古偶迴歸時依然很吃香的 85 花們，如今依然被反覆比較，但也越來越多聲音認為“時代在變化”。劉亦菲據稱兩年多未進新組；趙麗穎、楊冪也出現過新專案訊息偏少的階段。

即便有“存貨”（已拍完待播劇）的藝人，也各有壓力。劉詩詩在 2025 年播出多部古偶，但討論熱度與效果被認為不及其早期高光；唐嫣的“迴歸效應”也相對有限，部分作品表現不及預期，檔期與輿論因素還進一步影響了節奏與口碑紅利的延續。

與此同時，平臺系的 95 後花生仍在不斷排列組合，只是新趨勢是跨平臺合作更頻繁。被視為愛奇藝合作較多的陳哲遠，近期拍攝的古偶專案就出現了外平臺合作；長期與騰訊影片男主劇繫結的李昀銳，也開始與芒果 TV 合作；同樣被認為“鵝系”色彩濃的周翊然，也轉向優酷專案。

換句話說，“共享藝人池”的傳聞正被越來越多的選角現實所支撐。跨平臺組合確實比“全是自己人”的反覆排列更有新鮮感。

但新鮮感也有代價：它進一步壓縮了“編外藝人”的機會。如果頭部藝人都在排隊等更少的大專案，那麼對更低梯隊的演員而言，梯子只會更陡、更難爬。以當下的環境來看，非頭部藝人如果還希望出頭，選擇“掛靠在哪個單位”，可能比漫長試鏡等待更現實。

片酬泡沫擠出後：長劇會更踏實嗎？

那麼，當行業進入“單位化”的編制時代、片酬泡沫被擠出之後，長影片是否會在風氣上回歸傳統電視時代的踏實，從而推動長劇質量回暖？

這種對照很難不被提起。像《甄嬛傳》這樣的經典作品，據說以在今天看來並不誇張的製作預算做出了巨大影響力；主演孫儷也成為行業標杆，並非只靠追逐最高片酬，而是通過更廣泛的商業價值實現影響力與回報。

無論最終走向如何，有一點越來越清晰：當行業降溫，那些長期被詬病的結構性問題——尤其是高成本失控與人才流動紊亂——似乎終於看到了被解決的可能。也正是這種矛盾的現實，讓人感到一種諷刺卻真實的邏輯：壓力越大，越容易催生“自救機制”。